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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实力远远不如

发布时间:2019-08-31 02:1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我这个帖子可以说是揭批中国历史谎言的百科全书,请大家帮我顶贴啊,让所有人都受受教育

  “中国打败了匈奴,匈奴打败了欧洲人,所以,中国比欧洲厉害”,这是近来在中国人中间很流行的一个可笑的意淫话题,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推论中,两个作为前提的证据都是虚假的,而且,推论的逻辑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前提的证据真实,但推导逻辑错误,结论也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中国打败了匈奴,是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古代与匈奴的交战都是败多胜少,从来就没能做到彻底消灭匈奴,最多只能做到将匈奴驱逐得远一点,或者采取和亲怀柔政策,或者修长城消极防御,也就是卫青霍去病和汉代中期陈汤窦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

  允许南匈奴大量内迁就是迫于其不断在边境侵扰的压力,匈奴人还大量进入中原王朝充当雇佣军,而这正是为后来两晋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这一点,恰恰跟罗马帝国的崩溃很相似。

  罗马也是迫于日耳曼蛮族不断寇边的压力,后来允许他们内迁,并大量使用日耳曼人雇佣军充当帝国国防力量,最后导致罗马帝国内部被掏空,公元476年西罗马末帝被手下哥特人将领废黜,西罗马灭亡,而东罗马还继续生存了达一千年之久。

  西罗马不是亡于哪一次战争,更不是亡于什么“匈奴的横扫”,是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实际上,出现在欧洲的“匈人”跟“匈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匈人的势力先于西罗马灭亡之前二十多年就崩溃了,至此消声匿迹。

  “匈人”在欧洲只活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也不是很多人吹嘘的所谓“横扫欧洲大陆”“摧枯拉朽”,而且匈人是在阿提拉领导时期才一度势力壮大,也不过十几年时间而已,但是很快就被罗马与哥特人联军打败。

  其决定性的战役:沙隆(在法国)战役中,阿提拉还在战斗进行中,就在营帐中预备了的柴堆,准备战事一旦不利无法逃脱就自杀,最后战败逃亡,罗马军主将出于保留匈人势力以便牵制日耳曼诸族的考虑,没有追击,所以阿提拉得以保存一点实力,后来又曾一度进军意大利,但是不战而返(这时西罗马军队主力在高卢一带对付日耳曼人),然后匈人帝国随着阿提拉的死去马上就崩溃了,自此销声匿迹。

  阿提拉的几个儿子也战败被东罗马人杀死,其中一个的头颅被东罗马人砍下来在君士坦丁堡当球踢,这就是人们幻想中的给东方人扬眉吐气的“匈奴英雄”。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常识是,跟意淫中的幻想恰恰相反的是,不是匈奴灭亡了罗马,反倒是匈奴灭亡了中原王朝西晋,而且时间上比西罗马的灭亡还早了一百多年,这很具有讽刺性。“五胡乱华”时,五胡里面就有匈奴,而灭亡西晋王朝的前赵政权,其建立者,刘渊,就是匈奴人。公元315和316年,刘渊儿子刘聪的前赵军攻破洛阳和长安,西晋灭亡。

  虽然刘渊入主中原之后,为了笼络人心,出于政治需要,冒认是汉高祖刘邦之后,但是他的政权和他的军队却都是由匈奴人组成的。

  匈奴人从战国时起,到汉初围困平城险些俘虏汉高祖刘邦,其间不断掠云中,雁门,代郡,后又歼灭降服赵破奴,李陵,李广利,再到五胡乱华,灭西晋,一直到南北朝,不断侵入中原,近千年的时间里面,中原王朝都没能彻底解决匈奴的侵扰,总是败多胜少,靠和亲怀柔,修长城等手段消极防御,也就是卫青霍去病和汉代中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比起匈人在欧洲不过区区十几年的一逞,这并没有什么好吹嘘的。

  然后接着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逻辑问题,前面说了,在欧洲出现的“匈人”跟中国所谓的“匈奴”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只不过是整个古代历史时期横亘整个欧亚大草原上一个游牧集团中各自不同来源不同种属的不同部落。

  而且可笑的是,匈人在欧洲出现时,距离匈奴西迁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假设匈人就是曾被中原王朝打败的西匈奴和北匈奴,但是用这个虚假的前提所做推论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打个比喻来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曾经打败过比我小很多岁的霍利非尔德,霍利非尔德长大以后,打败了泰森,难道我们能说我比泰森厉害吗?

  更不用说,中原王朝(西晋)自己远在西罗马灭亡之前一百多年就反倒被匈奴王朝先灭亡了,这简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西方人并不是不懂得骑兵战术,亚历山大很早就知道怎样对付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游牧骑射手。只是到了中世纪,由于盔甲防护力的变态增强,才开始片面发展重骑兵。

  而关于古代兵种的优劣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万能的兵种,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诸兵种协同作战,这一点,亚历山大是做得最好的,他的军队号称“马其顿方阵”,其实只是一种俗称而已,单靠方阵是不可能取得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的,他的军队正确地说是一个四大兵种齐备,并能协同一致作战的完整战术体系,包括长矛重步兵方阵(作为中坚,压制敌主力);长矛重骑兵(担当侧翼包抄任务,是历史上无马镫时代第一支真正的重骑兵,当然,还不能跟后来中世纪那种防护力超强的重装骑兵相比);投射轻步兵(装备投石器,希腊弩炮,弓箭,担当侧翼护卫和牵制敌军任务);投射轻骑兵(装备标枪,担当侧翼护卫和牵制敌军任务);这四大兵种缺一不可,正是靠着四者协同作战,才能够发挥出马其顿长矛方阵的真正威力。而亚历山大大帝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四大兵种成功地构建为一个完整体系,并将其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全战全胜功绩的第一人。

  所谓轻装骑射手的神奇威力不过是对古代军事史一知半解的幻想而已,在无马镫时代,轻骑兵射手的威力很有限,因为其很难在马上坐稳并同时腾出双手来射箭,更不要说射得远和射得准了。无马镫的骑兵也很难做到长矛冲刺,刀剑拼杀,当时很多所谓的骑兵主要是担当骚扰侦察任务,甚至下马步战,射箭则只能停下来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重骑兵能够在无马镫时代就成功训练出来并担当主力,是很不简单的,也花费了很大的成本。可以说是那时代的一只特种部队。

  马镫时代的蒙古人征战也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全靠轻骑兵游射,实际上,蒙古军在轻骑兵射手进行射击压制之后,也要出动重骑兵冲锋。

  欧洲中世纪军队跟蒙古人,突厥人(包括土耳其),阿拉伯人的战斗也不是很多人可笑地宣称的那样“老是吃败仗”,实际上,在具体的战斗中,十字军远比阿拉伯军胜利多,跟突厥军队也是各有胜负。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十字军也几次攻占阿拉伯人的中东老窝。

  先前的罗马军也是一样,除了早期卡莱那次失利,后来大部分时间,罗马对帕提亚(波斯的继承者)都是胜多败少。罗马占领中东长达数百年,甚至远至两河流域,这些不过是世界史常识。

  至于另一种类似的说法“中国打败了突厥,突厥打败了欧洲人,所以,中国比欧洲厉害”,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首先,突厥只是具有相同语系的众多不同民族的一个游牧集团的总称,甚至种族都不同,在东亚的突厥人基本上还是蒙古种人,或者蒙古与高加索混和种人,但是西方的突厥人就已经完全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了,中国的所谓“突厥”跟西方的土耳其人,塞尔柱突厥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其次,中国古代与突厥的战争也是败多胜少,基本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从隋朝时,突厥围困雁门险些俘虏隋炀帝,并曾数次进逼长安,到唐高宗,武则天两朝,东突厥一直在不断侵入山西,河北一带。只有唐太宗时破颉利可汗取得过对突厥的一些阶段性胜利,以及在西域对西突厥的一些零星胜利。整个唐王朝时期,东突厥和西突厥一度都很强盛,并曾数度统一,其间的几次衰败基本上都是由于内乱,后来被同属突厥族的回纥代替,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经不得不依赖突厥族回纥人的势力来平叛和巩固边防。唐王朝灭亡后,属于突厥族的沙陀人势力(李克用,石敬塘)遂夺取了中原政权。

  而在西方的突厥人,最初是作为阿拉伯人的雇佣军出现,参与了对拜占庭(东罗马)的作战,后来取代了阿拉伯人,建立苏丹政权,其间塞尔柱突厥人一度势力壮大,但是不久就在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打击下衰落了,一直到蒙古的侵入和统治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又壮大,不久又被帖木尔打败。最后十五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才终于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早已风烛残年的拜占庭消灭。并曾一度称霸巴尔干。但是西欧各国从来就没有把奥斯曼土耳其看成是什么很大的威胁,所以对行将被土耳其人灭亡的拜占庭根本就没有援助的兴趣。

  实际上,在古代史上,中原王朝也不是没有跟西方(准确地说是中东)军事力量较量过,唐朝时,安史之乱前,唐军与阿拉伯军曾在中亚的怛罗斯交战,参战的唐军是镇守西域的精锐部队,主将高仙芝,是当时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副将李嗣业,段秀实,都是当时的名将。

  而阿拉伯参战部队反倒只是一只地方杂牌军,而且当时阿拉伯正处在内乱时期(黑衣大食取代白衣大食),根本没有余力出动主力,阿拉伯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西边忙于对付拜占庭军,而且最终都没占到什么便宜,阿拉伯最后还先于拜占庭灭亡,拜占庭(东罗马)和查理曼一直都是阿拉伯人的主要对手。

  双方参战兵力,据《阿拉伯全史》和唐《通典》记载,分别为,阿拉伯军四万,唐军七万(汉军二万,胡人雇佣军五万),唐军兵力还占优势。后来唐军五万人被杀,两万人被俘。

  唐军失利是因为,高仙芝在中亚滥杀的暴行激怒了当地突厥部落,突厥人与阿拉伯在河中地区的军队约好了夹击唐军,然后故意引诱唐军来上钩,结果前后夹击大败唐军。

  倒戈的突厥人本来不在唐军的作战序列中,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对唐军(包括汉军和各胡人雇佣军)背后发起攻击的,要不然也不叫“夹击”了,而且也不能说他们是“反叛”,他们跟唐朝本来也不是什么臣属关系,只是名义上的藩国,他们本来就是设好圈套让唐军来钻的。

  唐史记载,高仙芝,李嗣业,段秀实,这些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将仓皇逃窜,被自己溃军阻塞(拔汗那的部众),难以前进,竟然不得已驱杀溃众,才得以逃脱。

  自此之后,唐帝国就再也没能越过西域进军中亚,安史之乱后,就再也无力西顾。

  另外,当时唐军中大量成分都是胡人雇佣军,如安禄山,史思明,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李思摩,黑齿常之,李多祚等人的军队。

  就是所谓“汉军”,其实很多也是汉化的胡人,如上文提到的高仙芝(高丽人),以及哥舒翰,李光弼,唐初的尉迟敬德等人,其实唐太宗李世民自己也是四分之三血统的鲜卑人。

  至于中世纪欧洲跟中原王朝在蒙古军队面前谁更弱一些,很多人以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来说明南宋强于欧洲是很可笑的,要这样吹嘘的话,那欧洲自始至终也没有被蒙古军征服,可以说是无限强于南宋军队。再说蒙古军也不过只是擦破了东欧的一点皮而已。

  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根本不足为奇,根本原因在于长江以南的丘陵河湖环境和南宋固守的坚城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而欧洲的地势要平旷得多。

  蒙古在欧洲的分部:金帐汗国,其根据地,都城就设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距离西欧,跟蒙古本土离南宋差不多,但是那以后数百年,金帐汗国再也难以深入欧洲。相比之下,恰恰是南宋弱得多。

  要认清这一事实,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如果用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来说明南宋军强,那么,蒙古灭南宋之前,先灭金国,灭金国花的时间比灭南宋短得多,难道说南宋军比金国军还强吗?

  南宋军在蒙古灭金的时候伙同蒙古夹击过金国,结果却在金军面前大败而还,不堪一击。如果要用不同时不同地也没有交过手的欧洲军来跟南宋军比,那金军与南宋军可是同时同地也同台较技过,谁强谁弱,不是一目了然吗。难道还能说蒙古灭宋花的时间长就证明其军事力量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蒙古灭南宋花的时间长只是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已,靠着地形优势南宋才苟延残喘了那么久。

  还有,日本,东南亚,也自始至终没有被蒙古消灭,反而让蒙古吃了败仗,按照民族主义者的弱智逻辑,这些国家比蒙古还强。

  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一个熟悉世界史和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古代中国的军事实力是远远不如西方的。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提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

  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而这种宣传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现在的中国官方只不过将其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例如,中国的某些“学者”根据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或者发掘的玉石制品,偷换概念将其算作是“文明”时代,并杜撰出诸如“水稻文明”“玉石文明”之类滑稽可笑的术语来进行误导性欺骗性的宣传。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农业阶段,在这些地方只不过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木器,陶器,农作物之类石器时代的遗物,并没有文字,冶炼金属器,城市建筑遗址等等文明时代的标志,而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各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没什么稀奇的。

  如水稻,虽然中国地区种植水稻是比较早(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早就开始了农作物种植,如东南亚,也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也是水稻的独立起源地,甚至中国地区的水稻有很大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中东地区,一万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驯养牛,羊,猪,中国的小麦都还是从中东传入的(这是个历史常识);中美洲地区,一万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南瓜;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土豆,上述两地的玉米,土豆,南瓜等物在清朝时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使得中国人口成倍增长。连非洲都有自己独立的农作物起源地:尼日尔。

  至于玉石制品,再漂亮的玉石还是石头,不需要特殊技术就可以进行加工的天然产物,那仍然是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产物,没什么特殊的。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得是,也有石器时代就有的用天然铜(自然界有天然铜存在)打造的铜器,用黄金白银打造的饰物,用象牙雕刻的艺术品,玉器,等等。但是别人并没有根据这个炮制出一个“红铜文明”“黄金文明”“白银文明”“象牙文明”。

  之所以要用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等的出现作为划分文明时代与石器时代的标准,原因就是因为金属冶炼术的出现与石器时代用天然铜,黄金,白银,玉石,象牙,石,木,骨,土,等天然物制造器具有本质的区别,标志着生产力的本质性飞跃;而文字的出现标志着精神文化的本质性飞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

  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铜爵(饮酒的器皿),其实那个铜爵的年代经碳14测定也是跟商文明同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先认定二里头是所谓的“夏王朝”遗址,然后根据古书上的记叙,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000年,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个铜爵也认定为“夏王朝文物”,然后再用它反过来证明二里头是“夏王朝”遗址。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是用这种虚设前提,然后循环论证的虚假手段炮制出了所谓的“夏王朝文物”,继而用它来证明那个子虚乌有的“夏王朝”存在。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文字,青铜器,以及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设施很先进,甚至已经有了公共浴池。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庞贝古城,以及用石料建筑的公路(有些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还在使用,比同时期中国的土路坚固得多),和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混凝土,用火山灰制成)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秦朝时的长城就是用夯土建筑,到现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明代时重建的,而且用来作为旅游观光之用的八达岭等处的长城还是现代重修的。

  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巴木头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如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公元前1600年)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八米。现在仍完好保存着。

  而且中国早期不用砖石建筑而用木材建筑,并不是象某些人解释的是因为缺乏石料的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区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地区来说并不缺乏石料,汉代时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同样开始使用石材建筑,相反,两河地区才是最缺乏石料的地区,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也并不比中国石料来源更丰富,但是他们能够很早就发展出用烧制的砖块以及石材进行建筑的技术。但是中国就做不到。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问题:要证明一件事情存在,只需要举一个例证就可以证明,而要证明一件事情不存在,则需要用穷举法,而这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某事存在,那就不能说其存在,只能作为猜想,不能作为事实。

  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的办法(穷举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却有间接的办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比如,要证明某人没有做过某事,可以通过证明他在该事件发生时不在现场的办法来证明。而通过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找不出夏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一证据,既可以间接证明“夏王朝”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而假使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夏王朝”的记载也只不过证明了其作为传说是存在的,仍然需要其本身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直接证据,但是现在不仅直接证据没有,而间接证据也证明了其不存在。这已经完全足够说明问题了。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可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白痴了?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一两万年前才陆续从中东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这并不是说是以《荷马史诗》的记载来证明它的存在,而是说考古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上的记载具有真实成分)。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已经解读成功);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有1500多个房间),结构复杂(上下三层,靠楼梯走廊相连),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摘自《全球通史》)

  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兵器和农具才开始普遍使用铁制,而在这之前,中国地区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这一点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民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主要是东夷,周,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宋国仍有商的遗民,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商民族已经消亡,今天没有谁是所谓“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据此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并不存在“种族消失了”的问题。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完全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哲学,艺术,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说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接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人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愚蠢可笑的说法。

  你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有些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事实上,中国人通晓不同方言的程度甚至还不如西方人。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

  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

  另外,中国某些小报谎称在贾湖李岗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遗迹中发现了所谓的“最早的文字”--契刻文字,陶刻文字等,其实那只不过是寥寥几个没有确切含义的图画符号,我看到过这些所谓的“文字”,绝大部分只是用横竖笔画多少来表示数目多少的计数符号,根本不是什么文字,少数几个也只是图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是零零散散独立存在的,前后不能组成词句,没有任何字义,但是中国学者将其拼凑在一起展示给公众看时,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那些符号好像是连贯成一句话似的。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且这样的图画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而这个恰恰证明了中国地区文化的西来说。因为这些符号里面有很多都是当时遍布世界的“日石文化”中都有的一些共有符号。比如那个佛教和纳粹都曾经用过的正反万字符号。

  实际上,严肃一点的中国学者根本就不敢说那是文字,如果真能让国际上承认那是真正的文字,中国的文明史马上就可以提前几千年。以前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国际上马上就承认商文明的存在。

  还有,中国学者故意误导大家说: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具备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形体,前面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故商文明不应该是一个初始文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甲骨文其实也是到了商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的,初期也只是简单的象形文字雏形,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图书馆去借一本甲骨文图集来看看就明白了。

  而且,其他地区的古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一开始就具备六书齐备的字体的,这是一个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神奇。

  实际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经有了辅助的音节符号,并很快就从象形的碑铭体发展成具有表意表音两重功能的僧侣体。并与楔形文字共同为后来的第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

  而拼音文字,字母文字在发展层次上高于单纯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这是语言文字学常识,没什么可争论的。现在世界上基本上只剩下中国还在使用这种落后的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了。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最早的纸--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庞大的神庙,尼罗河水坝。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全球通史》)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从犹太教等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发展而来的(犹太教也汲取了早期巴比伦的闪米特原始宗教的成分)。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刻在发掘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印章上的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如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就深受达罗毗图人原始宗教的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实际上是突厥)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术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早期就有两千多个字,并具备象形,表意,形声等六书齐备的多种字体,镌刻在至今为止已发掘出土的数十万片泥版书上),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也有人猜测他们是黄种人,或者来自印度的达罗毗图人,但是没有证据),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和犹太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轻重步兵,骑兵,工兵,战车兵,弓弩手,诸兵种齐备,使用铁兵器,铁盔铁甲,先进的攻城武器,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是唐帝国的两倍,并曾在中亚怛罗斯击败唐军,阻止了唐王朝向中亚的进一步扩张;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而罗马帝国的人口与版图也远远大于汉帝国。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白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小麦大麦,都是从中东中亚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能吹牛撒谎的国家的话,倒是可以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瘪三一样的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奥瑞拉文化时期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是件可耻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中国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也真是一大奇观阿。

  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中国人怎么脸皮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谎言都得靠着雇佣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等文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这样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喜欢吹嘘“我爸爸比你有钱”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肮脏丑陋的嘴脸,就是这样一群令人恶心的小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这篇《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是在《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三篇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并根据近年来所掌握的新资料,以及针对历年来各种批评,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和解答,使得其更加翔实,细致,全面,逻辑上更加严密,论证更为完整,相信可以针对绝大部分的质疑作出合理的解答。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四大发明”的神话及诸如此类的自吹自擂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肤浅的,感性认识的东西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伟大发明”?这些东西的技术含量接近于零,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最多也不过就是某种技术雏形,而这样的“发明”,技术雏形,其他国家民族很多都有,你怎么能贪天之功地将其都算在自己头上?而且,它们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火炸药,罗盘,造纸术,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而其中现代印刷术,现代火药跟中国宣称的所谓“四大发明”根本就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产物,并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你怎么能偷梁换柱地将其算作是自己的“发明”?

  其实,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来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吹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出面搞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中国官方廉价雇佣的枪手搞出来给我们伪充面子的。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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